◎唐山

永劫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费解。

在长诗《牵牛织女》中，杜甫这么写说念，兴致是：什么牵牛织女，有谁见过？便是个败兴的传奇。杜甫以为，每逢七夕，上至公卿、下至子民都在祷拜，不吝整宿祸患，毫无道理。柳宗元也合手此论，他在《乞巧文》中讪笑说念：“不雅者舞悦，夸谈雷吼。”视七夕的富贵为伪诚、低俗，他更愿钝朴愚直。

杜甫、柳宗元不肯被喧闹裹带，以为民俗行动“无阐述”“无道理”“作风不高”。

唐代是传统民俗转型的纰谬期，旧民俗的巫术色调仍热烈，新民俗尚未成型。然则，经唐东说念主创造性调治，变成本日诸多民俗的顺利起源，为民族精神的构建提供了内在凝华力。

为什么杜甫、柳宗元等文化精英反对，唐东说念主仍能将民俗推崇光大？如何搪塞照拂与提高之间的冲突？如何消化负面因素？为何盘算出来的许多“好民俗”没人命力？如何把民俗变成“细糠”……

两卷本《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东说念主文》（程蔷、董乃斌著，后浪·北京纠合出书公司）给出了想考。该书是多年前出书过的学术册本，题为《唐帝国的精神端淑：民俗与文体》，作家们不是简短抄撮“唐代曾有哪些民俗”，而是竭力推敲“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些民俗”。跟着“传统文化热”，以及各方快什么“找回节味”，本书改换版可谓当令而生，它适值匹配了东说念主们的缓和。

多元化期间更需身份认可，而民俗是塑造身份认可的遑急技巧，本书触及的唐代训诲仍有启迪价值。

爱玩会玩的才是唐朝东说念主

中庸节、花朝节（二月初二）、中秋节、冬至、端午节、重阳节……它们都是从唐代起，才成庄重节日。春节休假始于唐，东说念主日（元月初七）在唐代达最岑岭，晴明与寒食并吞亦在唐代。

唐东说念主爱过节白丝，且过得与以往不同。以寒食省墓为例，“礼经无文”，仅仅“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到其后，唐玄宗不得欠调解：“许上墓拜扫……不得作乐。”他不知说念，上坟仅仅东说念主们为踏青、远足找的借口，“作乐”才是重心。

这是不以东说念主的意志为转机的客不雅端正，东说念主类节俗都会从早期的神祝、信仰、祭祀、禁忌，转向追求文娱，即从“娱神”到“娱东说念主”。

如本书指出：“（唐代）着实所有节俗都冲淡了崇神敬鬼的色调，裁汰了悼一火念祖的因素，都大地面增强了亲近大当然，享受大当然，充分恍悟践诺东说念主生和享受东说念主生的意味。”对此，再如何恼恨“习惯薄恶，东说念主不知教”，也没用。

唐东说念主关于玩是庄重的。以赏花为例，平凡东说念主“每至春时，结一又连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交游，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显耀杨国忠发明了“移春槛”，即“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东说念主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当今，而便即不雅赏”。唐玄宗则“每至春时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

为一盆好花，不吝翻高墙进古刹去偷的，才是唐东说念主。每到元宵节，长安城万东说念主空巷，宫女也可去民间不雅灯，“以秽嫚为忻悦，用鄙亵为笑乐，表里共不雅，曾不相避”。

唐东说念主爱玩、会玩，因经济发展、贵族社会渐转向子民社会，加上唐代天子相对灵通。每到晴明节，唐中宗便组织重臣办拔河比赛，韦巨源、唐休璟这么的高官因老大溃败，倒在地上，“久弗成起”，唐中宗却捧腹大笑。

“爱玩”教东说念主学会共情、悲悯

不少东说念主以为，“玩”是一种恶德，会让东说念主败北。唐东说念主却玩出了高度：唐朝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却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东说念主、后无来者的女性节日——“七夕”。

唐代之前的“七夕”，本由男性主导（即使到唐中期，亦然男女同过“七夕”），另楚寒巫传奇虽早，但还有好多其他传奇。比如传奇汉武帝生于此日，每年“七夕”之夜，西王母携千年仙桃来临（三次被东方朔偷走），来之前，会派三青鸟报信。此外，陶安公在此日羽化，仙东说念主王子乔在这一天乘鹤回家探访，这一天依然汉代的晒经籍日……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称另楚寒巫的故事发生在八月，而非“七夕”……

传统的酿成是一个不休“试错”的历程，多版块竞逐轮番本。从博弈遏抑看，胜出的老是最“好玩”的版块，而非最合理、最价值正确的版块。

以端午节发祥为例，据本书钩千里，至少有四种说法，即：屈原说，曹娥说，介子推说，伍子胥说。唐高宗也搞不清，曾问侍臣：“五月五日，元为何事？”许敬宗采取了屈原说。但欧阳询编《艺文类聚》时，三说并存，直至唐朝消一火，仍未酿成长入说法。

屈原说胜出，在于该故事更竣工、可膨大。介子推说、曹娥说的故事太简短，很难加入细节，且介子推也被以为是寒食节起源，伍子胥说的故事档次、侧面亦稍逊一筹。

情节合理，才调引发起受众的形象想维，主动去再创作。阐述好意思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民俗酿成动因表面，本书提倡：“跟着东说念主对当然和本身意志的加深，习俗行动原有的性质和作用越来越收缩，但它的纯净性和庄重性却手脚一种气派的基调与习俗行动的体式一齐被保留了下来。”

“爱玩”让唐东说念主共情、悲悯，虽无法超过时间的局限，也想不到男女对等，却愿给女性一个单独节日，“仅由妇女们牵线搭桥、向织女乞巧、向月亮祷祝，以此诉说她们的隐曲深衷”。

有大抱负，是以优容

古代精英文化长久藐视民俗。在传统儒家学问分子看来，民间信仰多属淫祠，民俗骨子多不见于正史，民俗对公众的教化作用不及。

其实，孔子对民俗很优容。据《礼记》，孔子不雅腊祭（岁末祭百神的行动，此时“东说念主恣性浩饮，载号载呶，大小悉尔”），问弟子子贡的主张，子贡说：“一国之东说念主都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不愉快：“百日之蜡（即腊），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说念也。”

唐代精英学问分子对民俗的立场，更接近孔子。

一方面，跟着科举制完善，念书东说念主有朝上发展通说念，激起他们立功立事的宏愿。李贺写下“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王勃则“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好坏，高谈君主之法纪”；员半千恨“弗成益国死将以选地，不赐臣一职”；杜甫盼望“致君尧舜上，再使习惯淳”。

另一方面，唐代念书东说念主尚侠，找到了英豪梦的场景。比如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长不悦七尺，而心雄万夫”“托身白刃里，杀东说念主尘间中”；陈子昂“貌柔弱，少威仪”，也“奇杰过东说念主”“刚断强毅”“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

正如书中所说：“唐代，不但文体家们，何况着实通盘学问界，都更倾心于萧洒行世和放情为文。他们不像汉东说念主那样防范经籍，拘执于读经解经；也不像宋东说念主那样殚于想辨，频繁殚精竭虑地去构建玄学体系。他们充满激情与幻想，渴慕行动和践诺。”

儒家本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对民俗较优容，而设立事功又须得大家援手，是以唐代文东说念主即使不接收民俗的价值不雅，也会主动参与民俗行动，用民间话语写稿，是以唐代民俗海纳百川、堂庑特大。

找到搪塞迷信的办法

手脚前当代东说念主，唐东说念主亦迷信。

城隍信仰便始于唐，据《唐会要》，一年12个月，唐廷祭祀竟达80次。浅显生存多禁忌，如“凡东说念主不可北向剪发、脱衣及唾、大小便”“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树木，五月五日勿见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想忖恶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罚责东说念主”……

相干于东说念主类有限的领略，寰球呈现出雄伟的、不可破损的机要性，其反作用是，传统民俗多含迷信因素，很难调治为精英文化。

唐东说念主的所长是对神鬼寰球满腹疑忌，实用目标气派明显。康骈的《剧谈录》记，一次大旱，名臣狄仁杰的玄孙狄惟谦任县令，请女巫郭天师求雨，几天昔日，毫无成果。女巫说，狄惟谦无德，致求雨失败，狄惟谦引罪自责。几天后，郭天神决定离开，狄惟谦几次慰留，未顺利，盛怒：“左说念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焉谏言归。”将郭天师鞭背20下，扔入水中，没意想，坐窝天降大雨。

据《通典》，唐玄宗时长安大雨，官方下令：“遣京城诸坊东说念主家，于门前作泥东说念主，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带庶民公开搞迷信，唐玄宗也觉酡颜，官方纪录中，刻意删掉这一段。

唐东说念主常在门上画虎头，写“聻”（音如你，鬼身后称聻）字以避疫，生男称是女孩、生女称是男孩，以行使恶鬼。唐东说念主想出这些惹东说念主失笑的怪招，因为他们找到了出类拔萃的、看机要惬心的关节——审好意思。

唐东说念主写了多数骂鬼文、祭鬼文，在唐诗中，常出现伟人、龙、怪兽等，读者知说念，“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并不虞味着真有6条龙，而是李白要呈现他的声威。《唐国史补》记，巩县卖瓷茶具商，会烧小瓷东说念主，叫陆鸿渐（即茶圣陆羽），买十件茶器，免费送一个，如今天交易不顺，他们就用沸水烫陆鸿渐来撒气……

唐东说念主并没礼服迷信，但他们找到了与迷信共存的阵势。

本书呈现出老一代学者动须相应、功力深厚的写稿特色，看似谈唐代白丝，却处处直指当下。历史并不是昔日的事，而是与今天关连的事，故善读能增机灵、疗愚昧。